马啸、马佳磊丨边界效应下的突围：省际边界县发展路径的类型学解释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国土面积和人口比重较大的省际边界县却长期面临发展滞后的问题。这种边界效应在本质上是多层级政府责任体制纵向政府间关系问题在横向维度的体现：省际边界县因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在资源分配、经济合作等维度处于劣势。基于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本文提炼了三类省际边界县克服边界效应的路径：融入合作型通过横向联动和区域辐射实现发展，资源协作型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与央地协作形成发展模式，向上争取型则通过动员争取上级资源弥补短板。 本文从横向与纵向政府间关系的视角，为省际边界县的发展治理提供了经验参考，也为推动县域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省际边界县；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边界效应；行政发包制

【作者简介】

马啸，开云电竞平台官网首页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马佳磊，开云电竞平台官网首页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省际边界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单元，长期面临着显著的“边界效应”与发展陷阱，其背后的制度根源在于多层级政府责任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扭曲。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但数据显示，占全国国土面积近一半、人口占三成的省际边界县，在过去二十余年间的人均GDP持续落后非边界县约15%至25%。这种“贫困带”现象并非单纯由地理位置偏远导致，而是行政边界作为制度性壁垒的产物。在“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中，省级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实际发包方，倾向于执行“强省会”战略，将稀缺资源集中于核心区域以获取最大化边际收益。相比之下，省际边界地区因存在行政壁垒和投资外溢风险，往往沦为省级资源配置的末梢和制度孤岛。因此，省际边界县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行政权责的条块分割在横向空间上的投射，是纵向行政发包体制与横向地方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的双重激励结构，在省际边界地区异化为特殊的治理难题，但同时也为部分县域提供了打破僵局的制度弹性空间。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官员面临着对上负责和辖区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对于省际边界县而言，传统的行政发包模式使其处于资源传导链条的底端：纵向上，来自省级的资源支持随行政层级递减；横向上，跨省行政壁垒阻断了相邻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这种双重边缘化导致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滞后和产业协作困难。然而，研究表明，这种刚性的激励结构并非不可逾越。部分省际边界县通过重构政府间关系，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通过横向协作、纵向条线借力或政治动员等方式，成功实现了对“边界效应”的突围。这说明，理解中国县域治理不仅要关注纵向的科层控制，更需关注横向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复杂激励结构中的能动性选择。

基于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的差异，省际边界县形成了“融入合作型”、“资源协作型”与“向上争取型”三种典型的突围路径。第一类是“融入合作型”，多分布在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这类县域通过主动接受邻省中心城市的辐射，将自身的边界区位劣势转化为对接发达市场的优势，通过横向府际合作打破行政壁垒，成为跨省产业转移的承接地。第二类是“资源协作型”，常见于西北资源富集区。这类县域依托矿产等战略资源，直接引入央企等中央“条条”部门的投资。央企的进驻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构建了一条绕过省级行政壁垒、直通中央的纵向资源输送通道，实现了“央地共生”发展。第三类是“向上争取型”，广泛存在于西南山区等欠发达地区。在既无邻省辐射又无资源禀赋的“双重匮乏”下，这类县域通过高强度的政治动员，由县级政府发动各部门竭力争取上级的专项转移支付和政策项目。这是一种在体制内通过强化纵向博弈能力来弥补资源短板的“背水一战”模式。

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行政发包制的解释边界，更对新时代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理论上，本文构建了纵向激励与横向竞争互动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行政边界如何通过重塑资源分配逻辑来影响区域发展，弥补了既有研究将县域视为均质化个体的不足。在实践层面，破解省际“边界效应”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一环。政策制定者应正视边界县的类型差异：对于融入合作型县域，重点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建立跨省域的利益协调与税收共享机制；对于资源协作型县域，应完善央地利益分配与生态补偿机制，防止“资源诅咒”；对于向上争取型县域，则需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底线民生。最终，通过制度创新将物理边界转化为合作前沿，是推动省际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